多国央行数字货币现已进入拐点。近期，中国数字人民币试点再次扩容，截至目前，国内共有17个省市全域或部分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
跨境支付激增的需求与加密交易所FTX的冲击再次向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进展推力。英国央行副行长Jon Cunliffe表示，FTX的崩溃表明对数字资产进一步监管的必要性，鉴于此，央行发行的数字英镑或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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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进展也在相应进行。印度尼西亚央行于上周发布数字印尼盾（Digital Rupia）研发设计白皮书(“Project Garuda”)，阐释了印尼央行数字货币体系的研发背景和考虑。当地时间12月5日，印度尼西亚央行行长佩里（Perry Warjiyo）表示，该计划中的数字货币将可以通过技术平台与其它央行的数字货币兼容，未来可用于购买元宇宙中的产品。此外，各国央行之间将就数字货币使用的汇率和其运营监管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网络风险和资本流动。
非洲各国央行对CBDC的兴趣开始猛增。根据另一项BIS调查，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是该区域发展CBDC的关键驱动力（比例高于其他地区），但BIS指出，虽然接受调查的央行都在分析CBDC，但仅有少数央行的项目处于高级阶段(试点或正式实施)。
无论意欲在现有国际支付体系内或外部锐意革新，发展中经济体在推动CBCD项目方面更为积极。
网络安全、跨境溢出效益、宏观政策的有效性是各经济体推动CBDC的主要考量。而在进一步，动机、关切和其他具体因素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经济区域的央行如何选择与设计CBDC。
新兴经济体加对CBDC的兴趣激增
国际清算银行（BIS）最新调研结果显示，在2021年，90%的受访央行已开始探索、分析或正进行CBDC项目，2017年该比例为三分之二。同期，CBDC运行试点项目的比例翻了一番，达26%。
即便绝大多数经济体已将“官方数字货币”标注为必做项目之一，在积极度方面，各区域程度却明显不一。
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亚洲央行更为积极。11月30日，印度尼西亚央行在其发布的数字印尼盾研发设计白皮书（“Project Garuda”)中详细介绍了该国CBDC的计划，探讨如何通过CBDC应对日益严峻的“影子央行”挑战，同时表示将率先发展批发型CBDC（wholesale CBDC）。
该计划将分三个阶段实施，首先将测试批发CBDC的赎回和转让，随后探讨金融市场交易（包括货币市场商业模式），最终阶段则是将端到端批发数字印尼盾整合到金融生态系统中，同时进一步试验零售CBDC，并开发分销和收款的用例。
印尼央行指出，与国际中央银行界和机构的协同作用对其设计跨境交易至关重要。“发行CBDC并非易事。” Perry Warjiyo说，因央行需要通过平衡利益和其相关风险来审慎考虑CBDC的设计特点。
印尼央行报告发布的前一周，日本银行声称计划与国内三家大型银行和地区性银行进行数字日元试验。日本的“三大银行”通常指的是三菱UFJ金融集团、三井住友金融集团和瑞穗金融集团。
自2023年春天始，日本央行将与私人银行和其他机构合作，查明任何存取款问题，并检查央行数字货币(CBDC)能否在自然灾害期间和尚无互联网接入的地区运行。该试验将持续两年，央行将在2026年决定是否发行CBDC。
印度央行的行动较日本央行更为提前，前者CBDC的试点测试已在进行。11月29日，该央行发表声明称，决定自12月1日起在孟买、新德里、班加罗尔和布巴内斯瓦尔试行数字卢比，包括印度国家银行、ICICI银行、Yes Bank和IDFC第一银行在内的四家银行初步参与。
试点随后计划将扩展到另外九个城市，另还将有四个机构加入。测试将与一组选定的客户和商家一起进行，数字卢比的发行面额与现有的纸币和硬币相同。
去年10月，印度央行启动了一项试点项目，测试用数字卢比来结算政府证券的二级市场交易。印度央行表示，未来试点的重点将是其他批发交易和跨境支付。
非洲各国央行最近对CBDC的兴趣也在猛增。在BIS最新调查的19家非洲央行中，超半数认为CBDC较快速支付系统相比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但BIS同时指出，虽然所有接受调查的央行都在分析与研究CBDC，但只有少数央行的项目处于高级阶段(试点或正式实施)：尼日利亚发布了零售eNaira，加纳与南非正试点其零售和批发CBDC项目，南非参与了mCBDC项目。
数字人民币走在最前列，其深度性能持续受到公众检验。12月16日，数字人民币试点再次扩大范围，由此前的深圳、苏州、雄安、成都扩展至广东、江苏、河北、四川全省，并增加山东省济南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防城港市和云南省昆明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作为试点地区。
目前，数字人民币试点已有3年，已形成17个省市的26个试点地区，其中，全省试点的省份有河北、江苏、广东、四川、海南。除了试点地区的进一步增多，12月12日，支付宝作为首家支付平台加入数字人民币受理网络，支持淘宝使用数字人民币付款。
步调不一的各方考量
欧洲在CBDC方面仍趋保守，未见明显“出格”表态。11月，德国央行成员Burkhard Balz声称，或将在3年后推出数字欧元，首批用户可以在2026年秋季使用数字欧元进行支付，“到2023年秋季调研结束时，管理委员会将与欧洲立法者密切合作，决定应否启动数字欧元的实施阶段。”
2021年7月中旬，欧洲央行(ECB)决定将准备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即以技术和数据保护为重心进行为期两年的调研，但其尚未决定是否会推出数字欧元。
美联储在数字美元领域内迈出了重要一步。11月15日，纽约联储银行创新中心（NYIC）宣布将与花旗集团、汇丰控股、万事达卡、纽约梅隆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始为期12周的数字美元试点。
项目将测试名为“监管责任网络”(RLN)的可互操作数字货币平台的可行性。其是迄今为止在创建数字美元以改善金融结算方面迈出的最重要一步。纽约联储表示，或许或会扩展至多货币操作和受监管的稳定币。
但数字美元的进程预计将比数字欧元更为滞后。当地时间12月21日，美国财政部负责国内金融的副部长Nellie Liang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监管机构需要研究CBDC是否真的会提高实时银行间支付的速度或成本。
Nellie Liang补充，若5年或更长时间后，许多国家都推出了CBDC，这可能会成为推动美国采用数字美元。但她强调，数字美元的需求目前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亚洲央行在探索CBDC特别是多边CBDC方面似乎最为活跃，如M-bridge项目(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阿联酋和泰国)。”惠誉评级金融机构研究主管Monsur Hussain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这些平台目前最有助于打通与跨货币国际支付相关的关键痛点，其中包括当前支付系统的有限运营时间、司法管辖区特定的法律、监管(包括反洗钱)要求以及冗长的支付链。
Monsur Hussain说，对于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更有效地解决这些支付摩擦得以大幅降低成本，提高跨货币支付的速度。反过来又可以支持增加国际贸易流动和跨境业务。
金融科技专家蔡凯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包括日本、中国、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央行在CBDC进展较欧洲央行更为积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美等国在当前全球金融体系占主导地位，亚洲等新兴经济体则希望借助CBDC以对体系有所突破与创新。
蔡凯龙称，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CBDC的最大且最为直接的优势在于其提高了货币体系的效率。如，数字人民币更多的是希望对现有支付体系进行一个巨大的提升，同时拓展普惠金融。
惠誉快讯高级董事Duncan Innes-Ker并不十分认同“亚洲新兴市场央行较其他央行更积极地参与CBDC”这一观点。“它是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他解释，国际清算银行在2021年底调查的81家中央银行中，有90%的央行宣称其正进行某种形式的CBDC工作，而已经推出零售CBDC的四家央行(巴哈马、牙买加、尼日利亚和东加勒比地区)并不位于亚洲。
短期内在零售与批发型中二选一
零售型与批发型二者可以共存，但在现阶段，出于优先考量和偏好，央行需要在批发型或零售型CBDC间做出选择。
如，非洲各国央行更加重视金融包容性，也比其他地区更担心网络安全风险与跨境溢出效应，印度尼西亚则倾向于进行面向居民的零售试点。
零售型CBDC的使用面向公众，主要目的是改善落后的小额结算情况，完善现有货币发行管理体系，提高金融包容度，发展普惠金融；批发型CBDC的使用限于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之间，不面向公众，主要目的是提升大额支付结算系统效率，增强安全性。
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有更强的动机来建立零售型CBDC，作为纸币的替代品和补充，而以新加坡、加拿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则希望借助批发型CBDC打造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金管局对零售型CBDC呈抱持观望态度。该机构总裁余伟文最新表示，明年将会与金融机构，在零售层面测试“数字港元”的可行性，但其坦言，香港本地已有多元化和有效率的支付系统，若无法找到很令人信服的场景，对于推行零售央行数字货币会有一点犹豫。
截至目前，中国香港金管局目前已与多地央行和金融机构试行多种央行数字货币跨境网络（mBridge），在批发层面以数字货币处理企业跨境支付和结算。
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调查显示，新兴经济体央行与发达经济体央行在CBDC方面有着不同的动机和偏好。如，与发达经济体央行不同，前者认为在解决与传统支付系统和其他要求有关的痛点方面，零售和批发型CBDC均重要。
在用例基础上，国际清算银行的调查指出，发达经济体中的零售型CBDC工作主要受国内支付效率、支付安全和金融稳定因素的驱动(后者由私人稳定币的风险驱动)。除此之外，新兴市场似乎更多地着眼普惠金融和跨货币国际贸易方面。
由此，Monsur Hussain认为，与批发型CBDC相比，金融包容性对零售型CBDC的驱动力更大，而提高跨币种支付的效率则与发展批发型CBDC最为相关。
Duncan Innes-Ker称，尽管大多数从事CBDC研究或试点的银行都在研究零售型CBDC，但一个至今尚未有定论的问题是，零售型CBDC所提供的优势是否抵消了相关的风险和成本。“相形之下，批发型CBDC涉及的技术挑战远没有这么艰巨。”
“每个央行有不同的偏好。”蔡凯龙表明，零售更多的是央行直接向公众发行，批发型则主要为有商业银行参与和无商业银行参与的两种类型，取决各经济体内商业银行与央行的生态。
其称，在选择路径时，央行不仅考虑到自身影响，还会考虑到对商业银行的冲击，同时还会对市场的公平性有所涉及。
（本报记者家俊辉亦对本文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