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平等”是金融消费者的共同诉求，“商业可持续”则是金融机构能够长期践行普惠金融的关键。当前，金融科技已经成为实现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数字化转型注定是金融机构的必由之路。数字化的时代浪潮之下，金融机构也要根据自身禀赋来探索服务小微的合适路径。
另外，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不能只依靠市场主体的积极参与，也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学界的理论指引。今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到要健全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规则。今年9月，央行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1年）》正式引入了“金融健康”这一概念，并且出现了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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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普惠金融再上台阶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平安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程瑞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普惠金融完全符合具备小额分散的原则，行业本身没有太大风险，且随着行业分层扩面的有序推进，未来有望形成一个市场化程度更高、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定价更加合理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中小银行如何走差异化竞争之路
《21世纪》：随着大型银行不断扩大普惠规模，地方性商业银行等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也受到了一定挤压。中小型金融机构应当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与大行开展差异化竞争？
程瑞：中小型金融机构要与大行开展差异化竞争，就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例如，大行可以投入大量成本提高科技实力，但中小银行没有这样的禀赋，就可以采取“抱团”的方式进行科技赋能。
一种“抱团”方式是通过省联社，省联社可以负责搭建全省各地农信社的核心系统和风控平台，各地农信社可以统一使用，这是一种模式。
另一种“抱团”方式是成立城商行联盟，这个联盟可以为成员行提供核心业务系统、互联网金融系统、外联业务平台以及大数据服务等，相当于整合了所有成员行的科技资源，这也是一种模式。
另一方面，中小银行可以扎根当地，利用地域优势谋发展。例如一家城商行可以深耕当地，在当地大股东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获取更多的本土化数据，利用数据优势去开展业务。中小银行还可以深耕当地特色行业，找准自身市场定位，瞄准肩部腰部企业。只要找准定位并利用好本土化数据优势，中小银行的风控也可以做到不输大行。
此外，中小银行还可以和担保公司合作、保险公司合作，只要有类似的持牌机构能够协助风险兜底，风险转嫁或者风险分担，也能够扩大中小银行服务小微的能力。
因此，不能说大行业务下沉之下中小银行就无路可走，无论是科技还是风控方面，中小银行依然有不同于大行的独特禀赋。除此之外，中小银行还可以抱团，可以外包，可以和当地政府深入合作，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21世纪》：建立良好的普惠金融发展生态不能只依靠金融机构自身，而是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发展普惠金融需要怎样的金融基础设施？
程瑞：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依靠市场参与者的定位和投入，也需要更好的金融基础设施。征信行业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征信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仍然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过去金融机构主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数据来识别小微企业的授信风险，最近几年市场化的征信机构也慢慢发展起来，目前央行已经批准了三张个人征信牌照和百余家企业征信牌照，但市场化竞争程度仍然稍显不足。如果未来可以批准更多的个人征信牌照，引入更多具备资质的市场主体在合规的框架下参与征信系统的建设，征信行业的发展应该会大大提速。
另一方面，多个地方政府已经推出了政务数据和金融机构的对接平台，帮助金融机构利用政务数据，降低放贷成本，高效率、高准确率地评估中小微企业信用状况。但是各个平台的数据维度差异较大、发展程度也有快有慢，且没有相互打通，不同地域的小微企业难以享受到标准化的金融服务。如果国家层面能够就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推出一个更清晰的整体规划，可能会更有利于小微企业在不同地域享受到标准化的金融服务。
此外，金融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小微企业走出困境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只有金融是远远不够的。小微企业不仅需要融资服务，还有大量的经营需求，包括税务筹划、营销获客、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如何迅速接收并有效利用政府惠企政策等许多方面。
很多时候大企业其实不愁贷款，也不愁政府的优惠政策，因为一旦遇到疫情或者其他冲击，政府都会主动找到大中型企业，但是小微企业可能就很难直接得到政府的服务和帮助。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让优惠政策更快直达小微企业，这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甚至比金融服务更加关键。
《21世纪》：“台州模式”的优秀经验显示，融资担保行业在助力普惠金融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融资担保行业如何助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程瑞：目前中国融资担保行业主要有两种商业形式，一种是政策性担保公司或者叫政府性担保公司，另一种是商业或担保公司。
政策性担保公司更多是基于当地政府的背景来对接当地银行，或者对接同一个金控集团下的当地城商行、农商行。政策性担保公司的运作模式一般是“银找担”，就是银行先找到中小企业客户，如果认为风险相对偏高，就会对接政策性担保公司，担保手续完成后银行再放款。
商业化担保的客群定位会比政策性担保公司更加下沉，且更多的是由担保公司自己来获客。担保公司可能会有专门的线下服务团队走街串巷去找到小微企业，并且为他们指定融资方案，然后担保公司还会负责帮小微企业去找到放款银行，最终实现撮合这样的信贷服务。
相较而言，商业性担保公司的模式更加市场化，定价也比政策性担保公司更高，但是商业性担保公司和银行间的合作关系也更加平等。商业性担保公司的运作模式不是由银行甩客户给担保公司，而是担保公司找到客户之后，邀请银行和自己一起过一遍各自的风控模型，如果双方都通过才会给客户最终放款，同时担保公司会给银行提供一定的风险分担服务。
从风险敞口的角度来讲，银行的确很难服务到“长尾”小微企业，担保公司的参与能够有效帮助银行扩大服务小微的广度和深度，且政策性担保和商业化担保的客群各有侧重，分层扩面也有利于普惠金融服务的提质增效。
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实现“金融健康”
《21世纪》：日前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1年）》引入了“金融健康”一词，并且出现了5次。如何从业务的角度理解“金融健康”？
程瑞：狭义的“金融健康”是指小微企业能够客观根据自身偿债能力和对未来的经营预期主动选择合适的贷款。
广义的“金融健康”可能还包括选择合适的保险服务，管理现金流和合理安排负债结构，甚至还包括如何丰富自己的股东。
其实除了“金融健康”之外，小微企业也非常需要“经营健康”，包括营销获客、商机撮合、政策解读、创业辅导等相关服务来提高自身的经营能力。
换言之，金融机构不能仅局限于满足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而是要尽可能为小微企业的经营赋能，从而实现和小微企业一起成长。
《21世纪》：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数字鸿沟问题也愈发凸显，这对普惠金融的重点服务对象——“中小微弱”群体造成了挑战。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加强落实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程瑞：首先，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是喊喊口号或者简单办几场活动，而是要切切实实植入到真实的业务环节中去。
打比方来说，金融机构应当确保客户的知情权，给予客户充分的选择权，同时也要保障客户的隐私信息等，这些客户权益应当植入每一个业务环节当中。
目前的情况是，线上化的业务流程很容易为了追求业务效率而忽视客户权益的保护，改善这种情况这不仅需要金融机构的自觉，也需要统一的规范。需要明确的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本质上就是业务问题，而不是附加任务。
其次，金融机构在自身业务流程规范的基础上，还应该多多开展金融知识的普及工作。目前基金公司、证券公司都会提供一些投资者教育的内容，商业银行、小贷公司也会做一些利率、征信知识的科普，这其实也是基于自身业务需要帮助客户提升相关金融知识储备，从而形成一种正向的互动。
此外，大型金融机构应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工作，这也是金融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例如联合当地反诈中心、当地金融局等相关单位，深入商场、校园、社区、养老院等场所开展线下金融科普公益活动，也可以开发金融知识小程序、录制相关视频课程等来进行线上宣传。
如果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主动承担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工作，整个行业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氛围，从而有利于降低数字鸿沟的不利影响。
《21世纪》：如何看待我国普惠金融未来的发展前景？
程瑞：未来普惠金融发展可能会有三大趋势。首先，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化风控能力的提升，普惠金融覆盖面肯定会越来越广、渗透率也会越来越高，这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在普惠金融渗透率提升的过程中，在监管的政策框架之内，大概率会形成一个市场化程度更高、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定价更加合理的普惠金融生态体系。在这个生态体系当中，无论是大型银行、中小银行、非银机构、金融科技公司、担保公司等都能够各司其职，找到市场定位并发挥自身优势。
另外，随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金融知识普及工作的持续推进，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服务人群，也就是“中小微弱”群体的金融素养和金融健康也会进入快速提升期。可能现在这一群体的投资理财或者借贷行为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但这一情形未来会逐渐得到改善。
